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城市,已有百年歷史。自民國起,上海便壟斷了國家金融與科技的命脈,無人能出其右。

至今,上海仍是當之無愧的老大。從GDP體量來看,上海=深圳+東莞=廣州+佛山。

不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中國的金融版圖正在迎來劇烈重塑——

隨著國家對珠三角的押注越來越大,未來這里將同時集聚廣州期貨交易所、澳門版納斯達克、深圳證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幾大平臺,金融實力一騎絕塵。

種種跡象顯示,珠三角超越長三角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這兩年,新冷戰的鐵幕讓中國嘗到了沒有國際標準話語權的痛點。從科技、金融,再到貿易,沒有制定規則的能力,再大的工業體量也會被扼住脖子不能呼吸。

經歷這一戰,中央的戰略布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過往一些不會出臺或者是要循序漸進的改革,現在都紛紛加速落地:

在本土民族產業還不是完全堅不可摧的時候,就以海南為試驗田,試點零關稅對經濟的沖擊力度。在人民幣還未高度國際化的時候,央行就發行了數字人民幣,在部分城市封閉測試。在六億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內需尚未強勁之際,經濟格局就改為內循環為主……

中國在金融領域也有幾個大動作。

10月10日,中國證監會在廣州宣布成立廣州期貨交易所籌備組,這是時隔14年后,中央對期貨交易所的又一次開閘。

目標甚為明確,就是要超越紐約和芝加哥,成為綠色期貨品種的世界定價中心。

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中國迅猛的工業化和進出口貿易,中國在鄭州、大連、上海設置了幾個期貨商品交易所。

其中,鄭州商品交易所主要交易棉花、白糖、油菜籽等農作物;大連商品交易所主要交易大豆、玉米、粳米等糧食品種;上海期貨交易所主要交易黃金、白銀、燃料油等金屬能源;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主要是股指期貨、國債期貨等。

期貨交易不單單是一種風險對沖,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期貨價格還是現貨交易的一個定價基準,決定了當今全球大宗商品的買賣。

時至今日,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化國家,最大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國,在鐵礦、煤炭、大豆等方面,也是全球最大的買家。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進口的15種大宗商品的絕對價值額為3,976億美元,占全球進口份額為19.5%。

中國的需求量這么大,但國內這些期貨交易所,只是國內貿易的價格發現場所,而無法成為國際貿易的定價參考。

可以說,世界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幾乎都被歐美壟斷。

全球原油價格形成于紐約商品交易所和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農產品價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美元與債券等金融衍生品的價格則形成于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這幾大世界定價中心,掌控了全球經濟的脈搏。中國沒有定價主導權,只能被動跟隨,任人宰割。

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姜洋曾透露,原油、鐵礦石、大豆這三種關系到中國化工、鋼鐵、食品加工制造產業鏈運轉的大宗商品,其進口額占中國消費總額的比重均在60%左右。

這些關系重大的命門,卻被紐約、芝加哥幾個城市死死捏在手中。中國作為最大消費者,也成為了大宗商品漲跌的最大受害者。

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中國的期貨交易所始終無法成為世界定價中心?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對期貨市場的全球參與造成極大阻礙。第二,期貨交易具有路徑依賴和歷史慣性,定價權一旦形成,就很難轉移。像美國的經濟早已把英國摁在地上摩擦,但最早獲得金屬定價中心的英國,至今仍然牢牢掌控著期銅的定價。

早在數年前,中國上下已經逐漸達成了一種共識——在農產品、金屬、能源等傳統大宗商品領域與紐約、芝加哥競爭,是極為困難的。最佳的路徑,是抓住尚未形成定價市場的、獨有的細分品種。

這方面確實有過成功案例,像天然橡膠的國際貿易價,就主要參考日本東京工業品交易所的天膠期價,棕櫚油主要參考馬來西亞等。

這一次,廣州要建立的便是創新型的期貨交易所,目前交易種類還沒有確定,可能是碳排放,也可能是其他綠色金融品種。

但不論如何,它一定是一條全新的賽道,讓中國更有可能率先取得全球定價權。

有些人說期貨交易所的含金量不夠高,它的落地對于廣州經濟幫助不多。其實,廣州期貨交易所并不是著眼于此時此刻的能量,而是布局于未來。

伴隨著人民幣逐步國際化,以及中國資本賬戶的漸次開放,它的巨大潛力一定會在長遠之后進行釋放。

廣州期貨交易所的目標和野心,勢必是要與上海一起,形成跟紐約芝加哥類似的雙雄格局,成為世界一流定價中心,上海不再獨享榮光。

而這一步偉大征程,就是以2020年為開端。

作為近現代中國金融的發源地,廣州曾經誕生中國第一家外資商業銀行、第一家外資保險機構。廣州期貨交易所的橫空出世,無疑令人想起了廣州昔日的輝煌。

 

長久以來,中國金融中心的打造,主要是看中央給不給政策。礙于頂層設計的傾斜力度不足,廣州的金融地位始終比不上北上深。

如今在中美脫鉤之下,這樣的局面可能會得到很大的改善。

除了廣州期貨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亦于2019年9月在廣州開設南方中心,輻射包括廣東、福建、海南等在內的南方地區,重點服務粵港澳大灣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國家戰略。

至此,粵港澳大灣區集齊港交所、深交所、上交所三大證券交易所。廣州在全國性金融平臺終于有了一席之地。

這會給資本市場的廣州軍團帶來新的春天。大家知道,廣州企業界務實低調,習慣于悶聲發大財,好些可以上市的企業大隱隱于市。有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南方中心,勢必會帶來新的風氣新的化學反應。

一直以來,廣州就格外重視金融產業的發展。

伴隨著廣州在FT賬戶、全球風投中心、港澳保險服務中心等領域的發力,如今的廣州逐步坐穩了全國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

根據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27),廣州位列全球第19名,首次進入世界前20名。

 

這一下子,大灣區就同時坐擁了香港(長期排名第三)、深圳、廣州三座全球金融中心,而長三角僅有上海一城扛下所有。

 

展望未來,中央在大灣區的押注是越來越大了。


高層還支持在珠三角的西岸開設澳門證券交易所,目前方案已經呈報給中央。它最大的看點,是一個以“離岸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為離岸人民幣打通一條回流渠道。

這意味著,澳門很可能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征程中的一個歷史性拐點。

今天我們正處于大國復興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錨,便是該國法定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它濃縮和反映了一個國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綜合水平以及被全球市場認可的程度。

雖然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美元的霸權地位仍然不可撼動。人民幣不管在國際支付還是儲備上,都遠遠弱過于美元,稱不上國際貨幣。

數據顯示,在全球各國的央行貨幣儲備中,美元的份額約61.63%,歐元的份額約20%,而人民幣僅為1.97%。全球跨境支付交易中使用美元的比重約42.5%,人民幣只有2.2%。

為什么全球企業和居民持有人民幣的意愿不強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考慮,中國有審慎的外匯管制,資本賬戶不完全開放,全球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找不到太多優質的投資渠道。

也就是說,人民幣出去容易,回流較難,無法構成一個順暢的循環。

而澳門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進出。在這個基礎上對標美國的納斯達克,建設以“離岸人民幣”計價結算的交易所,無疑提供了全新的投資場所,打通了人民幣回流的任督二脈。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陳靖涵認為,到時候在澳門上市的公司主要來源于幾個途徑:

第一,是長期在海外交易所上市,但在海外交易所知名度甚低、交投疏落、股價不能反映公司基本面的公司,相信這些公司非常有興趣回到國內,來澳門交易所上市。

第二是吸引內地的高新企業來澳融資上市。第三,澳門在葡語系國家中地位特殊,也是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里聯系葡語系國家的重要樞紐,可以吸引葡語系國家企業來澳交所跨境上市。

這些企業的上市融資,無疑為離岸人民幣提供了更多投資的標的物。

窗口雖不大,卻有四兩撥千斤的力道。這對于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戰略性意義,是如何高估都不為過的。

說到這里大家發現了沒有,廣州期貨交易所是時隔14年后的開閘,澳門證交所是時隔近三十年后中央主導推動的第五個資本市場。為什么它們會打破常規,同時一起發力?

這絕不是偶然,而是中央的深謀遠慮。因為這兩個交易所只有搭配在一起,才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澳門證交所可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而人民幣的國際化和自由兌換,有利于中國打造一個開放的金融體系,為廣州期貨交易所吸引來更多的國外資本投資,使其逐步邁向世界級的定價中心。

原本深圳就有一個人民幣在岸的證券交易所,香港也有一個享譽世界的證交所。再加上廣州期貨交易所和澳門證交所,小小的珠江灣口突然就成了中國最龐大、最雄厚的金融高地。

 

與之相對比,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未免顯得單薄。大灣區的金融崛起,勢必會對長三角造成沖擊。

金融是產業經濟最重要的血液來源,上海在中國金融版圖上的地位相對下滑,是否又會對長三角的產業競爭造成連鎖影響呢?

我不禁心生疑慮。

 

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全國最頂尖的三個城市群。

明清時期,如果說京津冀代表著皇權的話,那么長三角除了浙江以外的地方,則代表了官權,珠三角代表了民權。這幾個地方的色彩,主要是看跟北京的遠近距離。

過去在至少幾百年的時間里,長三角一直是中國最為繁榮的地方,是帝國的錢袋子,比珠三角要重要得多。

如果說北平是掌控著政治命脈,那么長三角則是統治著經濟命脈。這一南一北,共同構成了天朝的兩個核心。

如今在市場化經濟時代,以民權為特色的珠三角,卻發展成為了全國經濟最活躍的地方,一個無法替代的經濟引擎。

相對珠三角來說,長三角太老了,也太不能生了。

作為中國經濟第二大省,江蘇2019年末常住人口為807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9.3萬人。廣東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15億人,比上年末增加175萬人,廣東的新增人口規模是江蘇的9倍!

佛山一年還能新增25萬人。江蘇全省十幾個城市加起來,都比不上一個佛山市。

這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江蘇省的生育欲望普遍偏低。我算過一個數據,2014-2018年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江蘇省人口自然增長率平均值為2.43‰,不到廣東省的1/3,排名倒數第五。第二個原因,整個江蘇都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城市作為虹吸人口的核心陣營,人口機械增長率也比較乏力。

 

在長三角,經濟越是發達的地方,生育率就越差。安徽、浙江、江蘇、上海五年平均生育率為7.13‰、5.5‰、2.84‰、2.43%,分別排名全國第11名,18名,26名,27名,遠低于廣州的第9名。

人口就是生產力,就是第一生產要素啊。越來越生不動的長三角,如何跟大灣區競爭?

除此之外,作為長三角最大的希望,上海是一個非常老化的城市。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0-14歲少兒人口比重在30%以下就算是老年型社會。按照這個比例計算,上海14歲以下少兒人口占比僅有區區的8.3%,排名全國倒數第一,可以說是最沒有“后勁”的城市。

南京、寧波、無錫等長三角重鎮,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全國前十老的城市。

 

同樣的,如果我們按照65歲以上老人占比誰最少,來計算中國最年輕十個城市,珠三角就上榜了6個城市。

 

跟大灣區的人口結構相比,長三角可謂暮氣沉沉。

從最重要的金融,到最重要的人口,大灣區呈現出了一種朝氣蓬勃的氣象。未來長三角的壓力一定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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